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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oxun:

今天一早，云南电视机厂的300多名工人手持要求云南省省长白恩培和省委书记徐荣凯会见以及电视机厂工人要吃饭的标语牌，在中共云南省委大门外示威，要求省委处理电视机厂工人没有饭吃的问题。从上午至北京时间下午16：00时，记者看到云南省省委领导并未出来会见工人。

工人们静坐在省委大门外，用标语封住了出入省委的大门，通往市内的交通相当拥挤，现埸除了交通警在指挥来往车辆的交通外，示威人群的周围分布了大量的警车和各式各样的公安便衣，云南省委大门的右侧还专门停放了一辆白色刑侦专用车，工人们很理智，他们一直都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在参加示威的人员中有退休的老工人以及一些中年女工。

昆明今天的温度是18度，示威的人群就这样坐在太阳下面，没有任何一个省委领导出来接见工人。云南省电视机厂是一个国营大厂，现已经完全停工，所有的工人现在生活无着落。

云南省军工企业的职工早已面临失业的状态，现在也是靠下岗生活费在维持生活，如云南省委的领导不妥善的处理电视机厂工人面临的问题，示威必然要波及省内所有各大中小型企业下岗工人，云南省近年内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型企业早已停产，工人仅靠极少的下岗收入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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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在昆明东风东路北侧，曾被昆明市民形象地称为“大电视”的生产车间经过装修后外表焕然一新。红砖立面替换了原来的水洗石和瓷砖墙面，建筑内外采用“新德式包豪斯风格”进行了改造。产权持有者给了它新的名字和新的定位——“C86山茶坊”“LOFT商业中心”。

对于居住在“大电视”建筑背后，原云南电视机厂职工宿舍区里的退休工人和下岗职工来说，“大电视”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很多职工的命运并未能如“大电视”一样重获新生。种种困境让很多人的生活随企业的破产而黯然失色。老楼，见证了太多人的辉煌与失落。

老楼之变

下岗职工全顺智说：“这栋厂房以前是东风东路上的一枝花，是我们厂的象征，它是企业辉煌时期的见证。”但下岗职工刘振华则说：“这栋楼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相比那些早逝的同事，我能活到退休已是幸运，对它的感情已经很淡。”

东风东路北侧，原云南电视机厂生产车间迎来了新生。它的产权在企业破产搁置10余年后，才经司法拍卖有了新主人。从去年起，这里开始改造，最终它将成为名叫“C86山茶坊”的商业中心。

昆明市民之所以称这些建筑为“大电视”，是因为云南电视机厂A栋车间朝南面的外立面由许多镜面玻璃装饰，职工们看它就像电视机显像管。而从远处看，生产车间西面墙体上附着的混凝土线条，把整个大楼修饰得如同一台老式电视机外形的一半。

在原云南电视机厂的一份宣传资料中，企业共有ABCD四栋生产车间和办公楼。经过改造，原来主要的生产车间A栋和B栋已融为一体，两栋楼之间的天井上方已经安装了玻璃穹顶，内部加装了自动扶梯。C栋正在改造，D栋成了立体停车场。

原先AB两栋生产车间内部一些特点得以保留，例如用玻璃条镶嵌到水磨石中，制造出类似地板砖效果的地面经过打扫后依旧光洁如新。车间主体结构在改造中未有大改动，在水磨石中镶嵌有钢筋的楼梯也没有变。

正如原电视机厂职工全顺智所说，改造后，这里已经没有了“大电视”的痕迹。车间内早已没有了电视机生产线，原来能装载一辆小汽车的大型电梯也消失了。A栋外立面像电视机显像管、像电视机形状的混凝土线条和玻璃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红砖和新式玻璃窗。

目前，一家保险公司已进驻原AB两栋生产车间的4楼和5楼，一家培训学校和健身房进驻了3楼。

虽然“C86山茶坊”的营销场所内还摆放着两台山茶牌电视机，但在楼里上班的人们大多说不清建筑原先哪里像一个大电视，他们不关心这栋楼的前身。

曾经见证“大电视”拔地而起、见证老楼里创造出多个云南“第一”、与企业一同辉煌、一同失落的人们，就住在老楼的背后。他们与老楼的距离亲近到连一墙之隔都没有。

不过就在9月中旬，原电视机厂的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们正在讨论，要不要在“C86山茶坊”和家属区之间建一道围墙。

主张建围墙的人认为，“大电视”已经变成“C86山茶坊”，家属区现在成了开放式社区，他们担心人多起来后对家属区的治安构成威胁。

下岗职工刘振华并不支持大多数人的意见。他认为，即便加一道围墙，由退休老人看守的大门也很难防住坏人。“不建围墙能方便大家出入，人流量多了还能做些小生意。”

光荣记忆

下岗职工马永琴回忆：“当时人们的思想追求不以金钱为目标，职工们都有免费医疗、廉价房租，不用为柴米油盐操心，没有后顾之忧。”

上世纪80年代，能进入“大电视”工作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金子强谈起对云南电视机厂的印象时说：“那是很多大学生都想去的单位，能分进去的都是优秀人才。”

曾任该厂副总工程师、技术部部长的罗江，198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该厂，他回忆：“刚进厂时的收入比分到烟厂的同学都高。”

“我们厂总工程师的收入比当时的大学教授还高，有的工程师1988年一个月的工资都是四五百元，好几个工程师的对象都是大学老师。”全顺智说，即便是普通工人，也是其他企事业单位人员羡慕的对象。当时工作的地方没有烟尘、没有风吹雨打，都是穿着白大褂在流水线上装配电视机。

云南电视机厂的前身诞生于1968年12月26日。据《云南省志电子工业志》记载，该厂最初的名称是“东方红像章厂”，为省革委会直属单位，生产毛泽东像章、塑像和彩色立体像。建厂初期工人平均年龄22岁，人才荟萃，大多数人能歌善舞，画家张建中、蒋高仪也在其中。

1970年3月，该厂转变经营方向并更名为云南广播器材二厂，为普及农村广播网而生产陶瓷喇叭，同年试制出第一台山茶牌黑白电视机。

1975年9月，该厂划归云南省电子工业局管理，更名云南电视机厂。不过生产像章的业务并未因企业转型而放弃，云南省各类运动会的奖章多出自于该厂。

全顺智1970年中学毕业后分配至该厂，在生产像章、陶瓷喇叭和生产电视机的岗位都干过。他回忆，上世纪70年代，电视机年产量一两千台，一台售价一千多元，生产成本远超售价。那时是计划经济体制，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销售也不用厂里操心，电视机大多出现在企事业单位会议室或工人俱乐部。

电视机厂迎来辉煌，从1981年开始。这一年，厂里第一条电视机生产线建成，当年扭转了长达十余年的亏损，盈利29.1万元。

1982年，厂里贷款236万元建起电视机装配大楼和年产10万台黑白电视机的生产线。

对于普通职工而言，当时不仅会收到厂里所发放的各类福利品，厂里的医务室为职工看病也是免费的，对家属则只收半价。更有优越感的是，职工的住宅条件优于昆明市区很多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初，厂里就建成编号为“8栋”的职工宿舍。当时昆明市区内众多企事业单位职工还在筒子楼里办公和生活、使用公共厕所时，这栋宿舍楼的设计标准高至每家都有双阳台、带独立卫生间，每户都是面积70余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套房。

1983年，因拆迁旧仓库，装有亚硝酸钠的袋子被转移至球场堆放。几名儿童误食散落在地上的亚硝酸钠，其中刘振华2岁的孩子中毒身亡。刘记得，当时厂里向他赔偿了1200元，并改善了他的住房条件，领导安慰他“以后有困难厂里会照顾你”。之后他从生产车间调至电视维修的岗位。

五朵金花

1989年，该厂成为国家二级企业，1988年至1994年，该厂跨入全国电子百家企业行列。整个上世纪80年代，山茶电视机和当时的春花自行车、兰花冰箱、白玫洗衣机、茶花汽车被喻为云南工业的“五朵金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先富裕起来的人开始购买电视机，电视机厂产品销量逐年增加。

全顺智回忆，在购买电视机需要票券的时期，厂里每年给每位职工发放两张购买电视机的票。当时电视机是紧缺物资，又是财富的标志，有些职工会把票券拿到外面私下出售，“一张购买电视机的票券能卖到六七百元。”

1984年，企业从日本JVC公司引进彩电生产设备。山茶牌电视机一路高歌猛进，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还远销东南亚和东欧国家。

曾任云南电视机厂宣传干事的一名女干部回忆，山茶牌电视机之所以能担当云南工业的“五朵金花”之一，是靠质量赢得消费者的。上世纪80年代大理下关曾出现过一次电压异常事故，一瞬间民用电路电压高达380伏，不少其他品牌的电视机损坏，唯独山茶牌电视机完好无损。电视机主人将感谢信寄到厂里，她立即赶赴大理采访，此篇文章曾刊发在《云南日报》上。另外一位居民家中失火，屋里的山茶牌电视机在已被烘烤至部分塑料壳熔化变形后，居然还能放出影音。消息传回云南电视机厂，厂里用新电视机对其置换，并将这台电视作为产品质量过硬的标本收藏起来。

1981年至1996年，该厂彩色电视机累计产量超过150万台，销售总额20.4亿元，其中从1991年开始年销售额已超过2亿元，位居昆明地区上缴利税十大企业之一。

被称为“大电视”的生产大楼，于上世纪90年代初竣工。罗江回忆，这栋大楼并不是以电视机形状而设计的，而是先确定了选用的流水线，再设计与之配套的厂房。不过，建成后几乎每个职工都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电视机的形象，这栋厂房也成为了企业的标志性建筑。

但厂房建成不久，企业就开始出现危机。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长虹、康佳等省外电视机品牌的崛起，山茶牌电视机主宰云南市场的局面受到挑战。价格大战随之而来，导致山茶牌电视机被迫降价，以至于每生产一台只有20元不到的利润。

为了巩固市场和扩大生产，企业开始贷款。但面对市场竞争，电视机出现滞销局面后导致资金回收慢。资金链的紧缺又让企业没赶上电视机更新换代的浪潮，自此云南电视机厂出现亏损，并开始走下坡路。

一些职工发现，到大医院看病的费用，总会被拖上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报销。

破产之后

“我不仅是开车床的，还要搬运氧气瓶、修水管和电视机。干的活不少，但拿的钱最少。”刘振华因福利待遇不公曾找领导反映，对方回复他“老板不是做善事的，不听话的随时可以走人。”

企业开始改革，先是在部门之间分流人员，之后开始放假。

刘振华回忆：“最初放半个月，时间到了回厂里一看还是不能开工，就接着放假。”

同时，企业也在寻求转型，长虹及浙江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等企业都曾有合作意愿，但最终都没成功。罗江也曾向厂领导提出，趁当时的经开区地价便宜，应在城郊另建新厂，老厂设施另作他用，但未被采纳。

1998年，云南电视机厂被南京一家被誉为“电子工业界黑马”的大型国企兼并，改名为“云南宣创电子有限公司”，开始生产电脑显示器。但令所有职工失望的是，南京这家国企又引入了一个民营企业参股管理该厂。在仅投入设备和少量资金的情况下，兼并企业还利用原云南电视机厂的固定资产进行贷款。职工们认为，在榨干了工厂的“最后一滴血”后，2002年春节过后，民营企业派驻的负责人便不见踪影了。接着是工人们连续11个月无法拿到工资，工厂就这样被整垮了。这一年，以兰花冰箱破产为标志，云南工业“五朵金花”全部退出市场。

2003年，“云南宣创电子有限公司”参照国有企业破产政策实施破产。对于职工的安置只有两种办法，对距离退休年龄5年之内的300多名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对余下的500多名职工解除劳动合同，自谋出路，以昆明地区2002年度职工平均月工资的标准买断工龄作为补偿。

企业破产那年，刘振华51岁，工龄36年，以买断一年工龄1450元为标准，他拿到五万余元补偿。下岗后，他曾试图卖过保险，但因不善推销而再次失业。他学炒股，买断工龄的钱被赔了不少。此后，他因为有开车床的经验，经熟人介绍进入一家制药厂，但始终觉得自己是“三等公民”。

因为企业正式职工拿着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资,厂里的农民工每月也有一千六百多元的收入。“但别人觉得我是下岗老头子，是来这里混口饭的，每月只给我600元！”刘振华说，由于岁数大又没太强的专业技术，担心再难找到工作的他只得接受。

最终，在一次与上司的争吵中，上司说出了让他“滚”的话。

当然，下岗职工中也有人的路越走越好，例如罗江。下岗后罗江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同到公司应聘，从普通员工做起，现已成为一家央企云南分公司的总经理。他回忆，企业破产时他也很忐忑，30多岁出去能够干什么？但后来发现天地广阔，只要找准定位，会看市场需求，勤于学习和工作，是有出路的。

下岗职工们曾聚在一起讨论，当年那台烤坏了塑料壳体还能播放的电视机到底去哪了？全顺智在人群中平静地说：“曾经放在仓库里，但它作为国有资产已经移交给接收的公司。别人不像我们一样知道它的价值，或许早就被处理了。”（统筹 邓建华 本报记者 程权 文 高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