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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hina Newsweek via Sina.com:

正在沿海蔓延的民工荒中，长期以来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民工，终于可以向老板们说“不”，与此同时，他们作为“新农民工工人阶层”已隐然成形。这些变化是否将带来中国劳资关系的新格局？

本刊记者/孙展(发自广东东莞)

数十万的工人缺口，使得东莞老板们第一次为招工焦躁，也使工人们第一次获得讨价还价的地位

32岁的贺义军在7月28日刚刚从原来的 工厂里辞工出来，到了7月30日，他在一天之内就找到了两份工作。“我还要找找看。”贺说，他一边掏出自己拿到的《用工通知》，一边抱怨说这两家工厂给出的薪水都不令人满意。

贺义军，四川人，初中文化。2002年，贺从家乡来到东莞打工。虽然当时除了一身力气，别无长技，但他现在已逐步锻炼成了一名半熟练的车工。

位于“世界工厂”珠三角核心地带的东莞， 20多万家工厂都在开足马力为世界各地生产着从内衣到手机的各类产品，容纳着像贺义军这样的外来打工仔约600万之众，每天还有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等内陆省份的“打工仔”源源不断地补充到这支队伍中。似乎从没有哪位老板为某一天会缺乏贺义军这样的劳动力而担忧过。

但是，进入3月以后，老板们突然发现，“贺义军们”突然变得紧缺了。

“工荒”

招工的告示几乎贴满了东莞市同沙工业园区每一家工厂的门口。不但如此，为了显眼，不少厂家还特意制作了巨大的红布横幅悬挂在来往的道路两侧。

“从6月28日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还有50个工人没招够。”恒宝首饰公司人事部经理蒋绍志抱怨说。这个原本准备招聘200名普工的企业，至今只招到150人左右。

在珠三角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的蒋，还在怀念90年代的好时光：“只要工厂里稍微透露出招人的意愿，厂里的员工就会呼朋唤友地带过来大批老乡，让你挑也挑不完。”

缺工的信息似乎从东莞市下属的每一个镇区中传出来。来自东坑镇初坑工业区的一家塑料厂要招聘20名普通女工，招聘员在东莞市规模最大的人才市场上从早晨8点等到中午11点半，只等来了一个人。

在电子制造业密集的塘厦镇，曾经因为这些厂家工作环境好，薪水略高于传统制造业而吸引了不少打工者，如今也开始面临“工荒”的威胁。“企业普遍缺工在300～500人左右。”东莞市智通人才大市场塘厦分部负责人估算，在整个塘厦镇，缺工数量应在4～5万名左右。

到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算出整个东莞的缺工数。东莞市政策研究部门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今年2月初，该市劳动部门曾做出调查，劳务工人的供需缺口为23万人，但随后劳动部门又表示，这种情况已得到了缓解，缺口为6～7万人。

“6～7万人只是冰山一角。”经过了实地调查之后，东莞市委政研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否定了这个数字。刚从东莞调查归来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则估计，东莞缺工可能达70～80万人。

调查组举例说，仅在毛纺织企业比较密集的大朗镇，需要工人12万，但只招到8万人。

大朗只不过是东莞下属的32镇之一而已。在洪梅镇的一家电器厂，甚至开出了“只要身体健康，均可进厂做工”的招聘条件，但应聘者寥寥，目前缺工2000人。

东莞市调查小组举出的例子，还只是今年4月生产旺季刚刚开始时的情景，进入七八月，每家工厂都进入生产高峰，缺工现象只可能加剧。
辞工潮

那些正处于生产旺季的企业很快发现，“招人难”还只是这个夏季带给企业的第一轮冲击波。伴随着“工荒”的持续，原本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纷纷躁动起来，“辞工”成为他们对企业待遇不满最常用的表达手段。

贺义军过去一直在一家包装厂工作，每月能挣600～700元，但每天要加班到晚上12点。“没办法，家里有个女娃娃要养活。”而他新找到的工作能比过去多挣100元左右。而贺过去工作的工厂，现在“人都快跑光了”。

相比于贺义军，来自河南的姑娘李燕挣钱的欲望没有那么迫切。20岁的她初中毕业后就闲在家中，后经老乡介绍来到东莞一家陶瓷厂工作。工作了两年后，李燕每个月扣除伙食和住宿费用后剩下的工资是600元左右。“这些钱只要自己够花就行，家里基本不需要我寄钱。”没有养家压力的李燕打算着这个月领完工资就辞工，因为她觉得“在这家厂子太累了。”

李燕这个月的加班任务是110小时，每天从7:30上工，一直要干到晚上9点左右，每小时工价2.25元。李燕的老乡已经帮她找好了附近镇上的一家制鞋厂，“那家厂子比这家工资低一点点，但是每三天可以有一天不用加班。”

在东莞，像李燕这样年龄在17～28岁的青年女工是最受欢迎的工源，根据当地劳动部门的调查，今年四五月份，在已备案使用外来劳动力的1.5万家企业中，需求女工的数量是18万人，占到总需求的68％。

在此次工荒中，她们也成为辞工最频繁的人。相比于她们的父辈或是兄长那一代，李燕们进城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解决温饱，“她们更多的是把打工成为开眼界，找机会的手段。失去了生存的压力，加之工荒带来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她们的求职取向更倾向于工时短，环境好的企业，而不是靠加班来赚取更多的工资。”刘开明在东莞考察后分析说。

来自东莞市委调查组的调研报告似乎也证实了这样的判断，该市普工的平均流失率约为10％，远远高出5％的正常流动率。在大朗镇，毛织和玩具两个行业的流失率接近20％，有些企业甚至高达30％。

工人可以用脚投票了

“其实，最应该担心工荒冲击的是那些‘个性化’的厂子。” 东莞市智通人才大市场塘厦分部批量安置项目经理杨奇说。他所说的“个性化”指的就是那些管理不正规，用工环境差，经常会利用各种名目克扣工人工资的企业。“工荒来的时候，这些工厂辞工的最多。”

根据东莞市劳动局的分析，出现目前“用工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企业用工环境差，致使企业招工难”正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个原因则是：各地经济竞相发展，分流了劳动力；增资扩产和产业结构提升，部分企业未能招到满足新岗位需要的工人；企业用工需求不合理，强调招收青年女工，制约了企业招工。

而东莞官方的调查组也认为，造成目前企业“招工难”最直接的原因是“普遍的企业用工条件不好所致”。一份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企业的新员工工资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低了16.8%。

不但薪资低，“不少企业对外来员工缺少基本的尊重，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等现象时有发生。”另外，超时用工，拖欠工资的问题也显得颇为严重。在调查中，调研部门发现，塘厦镇一家塑胶电子厂1个月内员工的加班时间竟然高达208.5小时，远远超出《劳动法》要求每月加班最多36小时的规定。在该市劳动部门今年年初进行的劳动执法检查中，尽管已经进行了提前部署，通知各企业自纠自查，在随后检查的133家各类企业中，存在拖欠工资情况的企业竟然还有101家，欠薪总额达到3039.12万元。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一个普遍的事实则是，几乎所有的受访工人都有过超时工作的经历，而这也正是令她（他）们最厌恶的事情之一。这些平时看似弱小的群体正以自己的方式对这样的环境说“不”，而工荒，则成为他们敢于向资方叫板的最有力的底牌。

资方能否释放善意？

在恒宝首饰公司人事部经理蒋绍志看来，此次“工荒”使得工人们选择企业时条件变得更为“捉摸不定”。

“原先工人找工作就是看工资高低，现在不但要问宿舍、食堂的环境，还要问工厂里有没有娱乐设施，有的工人挑企业仅仅是为了适合自己的一些私人习惯。”蒋绍志谈到，一位刚刚进场不久的工人向他辞工，理由竟然是新厂区离城区较远，探视老乡不太方便。

蒋绍志说，为了招满工，他想出了不少办法，不但派人把新厂区的环境拍照后与广告一起到处张贴，甚至还对于那些能够从家乡带人来做工的员工制定了奖励政策——“招来一个工人奖励30元”。为了留住新来的员工，厂方还专门添置了一套音像设备供员工娱乐。“现在形势完全颠倒了，过去是企业挑工人，现在是工人挑企业。”蒋感叹说。

“不管怎样做，传统制造行业肯定会面临持续的冲击。”台资企业景大艺术陶瓷厂副总经理张建财对目前“工荒”也深表忧虑。来大陆投资已经6年的张建财觉得现在的工人相比于以前变得“好逸恶劳”。“从事传统行业的工厂环境肯定比不上那些电子工厂，现在的工人宁愿赚钱少些也愿意到那些新工厂去。”

目前，这个本应该是800人规模的工厂一直处在补工状态，并且丝毫看不出行将结束的势头。张建财预测说，这种工荒现象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说厂方已经着手准备从改善机器设备入手，以尽量减少用工量来应对今后的局势。

而政府部门则担心对经济和投资环境的更大波及。该市的调查小组提醒说，“‘招工难’已经从影响企业生产的微观层面向影响投资环境的宏观层面纵深发展。”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会直接导致“企业外迁、影响投资环境、降低城市竞争力”等等严重后果。

一些专家希望，当前的工荒能够成为资方主动提高多年未涨的工薪待遇，改善恶劣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的契机。在过去，低工资和低成本一直是各地吸引投资者的主要条件，而现在，足以吸引工人反而可能成为地方投资环境的重要正面因素。这也将给政府带来压力。

除了改善企业用工环境，是否要给工人加薪也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东莞一位企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说，东莞已经开始酝酿最低薪酬标准的提高，原有450元的最低月薪有望向长三角地区看齐。

这则加薪消息最终并未得到政府部门的证实，面对是否会先于政府规定主动给工人加薪的问题，这位企业界人士也表示“还要等等看”。此间折射出的业界心态耐人寻味。

显然，在前所未遇的“工荒”潮面前，无论是资方还是劳方，都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新一轮的调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采用化名）

在健康受到威胁之时，工人们不再隐忍，而是选择了罢工或辞工来抗争。资方的态度和政府的介入，并不能消解工人们的不信任

本刊记者/刘英丽（发自广东）

2004年7月22日下午4时30分，广东惠州市，大雨。惠州超霸GP电池厂门前站着三四十名女工，突然,她们对着厂门同声高喊:“还我健康，还我人权!”

这些被查出体内镉超标的女工们与厂方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刚刚结束。厂方在答应了一些要求的同时,要求她们次日必须复工，女工们愤而离开谈判桌。

第二天，只有两名女工返厂上班。厂方则在门口新贴了一张招聘启事：招聘25名女普工。

镉从何来

2002年9月28日，邓馨生了一对双胞胎。但一年之后，痛苦却向她袭来：起初是腰痛背痛，后来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

在一次检查中，她无意从医院的宣传栏中看到这样一句话：重金属（包括镉等）比例过高也可能导致骨骼问题。

作为在惠州超霸电池厂工作了7年的老员工，邓馨对“镉”并不陌生，镉粉是生产镍镉电池的重要原料。厂里接触镉粉最多的是加工部和装配部，加工部做电极片，即将氧化镉等原料从粉末状用机器压成固状，接着交给装配部继续加工。

2003年10月10日，邓自行来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简称省职院）检查，结论是血镉超标。医嘱为“建议试排（镉）或者治疗。”这使她紧张起来，因为镉在体内潜伏时间较长，她最担心是否已经影响到孩子。

如果不是看到检验结果，工人们可能永远不会将自己平日的腰酸背痛或盆骨痛等症状，和镉这种金属联系起来。他们原来都以为是加班的缘故，据工人们称，在电池厂上班，一般每月工作30天，每天12个小时。

将检验结果交给厂方后，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等待并无结果，直到加工部粉房的一名男工也因检出血镉超标向邓询问，才引发更大范围的恐慌。工人们纷纷相约到医院检查。

12月30日，工厂出面对粉房和工龄较长的59名工人组织了检查。结果没有公布，但不久4名工人被送往省职院治疗。
2004年2月24日，加工部的工人被抽血检验，又有5名工人入院治疗。其他工友也人心惶惶，相继去检验，更多的工人加入了镉超标的行列。

惠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喻超英对本刊介绍， 5月12日他们收到了工人的投诉，要求对接触镉作业的工人进行检查。

5月24日对装配部500多名女工进行血镉指标检验，显示全厂有121人超标。接着工厂又进行了尿镉的检验。6月17日最终显示的结果是，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超霸电池厂有115人超标。

即使这样的结果，仍然招致工人们的怀疑，质疑集中于工人自行去检验的结果和厂方组织检查的结果差别太大。比如，在2月24日的检验中，邓馨的血镉指标显示为正常；但6月14日，她再度自行去检验，却显示血镉和尿镉都超标，而检验员与单位统一检验的是同一个人，都是“王俊”。

厂方则在2004年6月17日发出通告，宣布不再承认员工自行检测的结果，这更增添了员工的疑虑。

冲突升级

在一次次的检验中，工人对厂方态度不满，使得双方矛盾逐渐升级。

6月9日到11日，百余名镉超标员工罢工三天。12日到14日，更多工人加入罢工，要求厂方为镉超标承担责任，对工人治疗，并予以经济补偿。

粉房的张力向记者描述，由于通风不好，粉房到处都漂着暗红色的粉末，那就是氧化镉。机器上、地上也沉积一层镉粉。装配部的李想则回忆说，在2004年6月之前，她们一直戴着纸口罩工作，“就是那种用手指也能捅破的口罩”。

惠州超霸电池厂是香港上市公司金山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池部旗下的一个工厂。针对镉超标事件，金山集团在2004年7月5日发出了一份澄清声明，首先宣布此事并非“工业镉中毒”，同时说明“工厂无论在安全、健康、环境和排污环境等各方面都符合国际要求”，“在员工入职时均安排接受适当培训，讲解有关镉的特性”等。

关于“工作环境达标”之说，惠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喻超英称，2002年12月该局对超霸厂检查，即发现空气中镉浓度超标，并建议整改；2003年年底的复检显示正常；2004年5月再次检验，又有5个检测点超标。电池厂被再次要求整改。

而一位员工代表对本刊表示，她敢负责任地说，工厂从来没有对她进行过关于镉知识的培训。

7月23日下午，香港金山集团董事长吴崇安接受采访时强调，工人进厂时就被告知了粉尘危害，但他又说：“这个已经不是事情的重点了，现在关键是怎么解决问题。”

“即使当初工厂曾经进行过警示或者培训，也应该为这次的镉超标事件负责，这个结果说明工厂平日对工人的指导是不够的。”广东省职院中毒急救中心主任陈嘉斌说。

谈判未果之际，一些工人选择了与资方决裂，从6月起先后两次，各有63名和56名工人提出辞工并要求在离开前检查身体。

政府的角色

罢工惊动了惠州市政府，政府出面很快使罢工平息。

6月17日，尿镉指标出来以后，副市长许光组织了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商议，决定安排百余名镉超标工人全部入院治疗。市卫生局副局长喻超英解释说，当时很多工人并未达到需要入院治疗的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工人情绪激动”，同时要“让工人在离开工作环境后检测”。

“这次事件市政府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市委书记多次电话指示，市长亲自布置工作，领导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惠州市的投资环境”，喻超英解释道。

在政府的推动下，超霸厂接受了治疗方案，并同意承担入院治疗期间的费用。接着厂方进行了整改。6月1日，镍镉电池生产线被全部拆除，转产镍锌电池。金山董事长吴崇安称，目前工厂的整改已初显成效，连工人的工作服和洗手间等都得到改善。

但是，工人们对此结果并不完全满意。

到7月20日，除了20多名工人外，其余已全部出院。不少人的出院诊断证明书上写着“尿镉正常”，作为“观察对象，一年后复查”。据此，超霸厂要求出院后的工人尽快复工。但是工人们却仍旧存疑：镉超标这么快就能平安无事？

而陈嘉斌解释，目前工人们只有1～2名可能达到职业病的诊断标准，其余更多的只能被认定为“观察对象”。

根据现有标准，关于镉超标或者镉中毒的认定需要经过血镉、尿镉和肾脏两项的检测，如果尿镉两次超标但是肾脏指标正常就认定为“观察对象”，如果尿镉两次超标且肾脏指标也超标的，可以考虑进入职业病诊断程序。 而超霸厂的工人有24人在尿镉检测中达到正常值，还有82人两次尿镉检查都超标，被列入“观察对象”。

“对观察对象如何进行管理和赔偿并没有明确规定”，惠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钟建邦说：“我们也有点为难。”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如果达到“可疑”、“伤害性可疑”、“轻度”，就可列为“患者”。“那我们就有了具体的依据，治疗和赔偿都可以要求厂方支付。”钟建邦说。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争议仲裁办公室主任律师朱德良也对本刊指出，像超霸厂的这种情况，工人拿不到职业病诊断，就无法申请劳动能力鉴定，也就不可能获得赔偿。

钟建邦参与了两次劳资双方的谈判，目睹了最后一次谈判的决裂。据他介绍，并没有法律法规指出“观察对象”不能继续工作，但是陈嘉斌也指出：“回到以前的工作环境可能造成镉超标的加重。”

“观察对象”们对这一现状感到愤怒：工作期间导致了镉超标，却不能获得赔偿，而且还被要求复工，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这种状况下的僵持，导致了工人对工厂甚至政府的不信任。工人们选出代表，继续与厂方和政府谈判。

与此同时，超霸厂在惠州的姊妹厂，同属于金山集团的先进电池厂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镉超标事件：血镉超标工人达到333名！

惠州市政府在第一时间介入了先进厂事件，并成立了工作组。在市政府一份“超霸、先进电池有限公司部分员工血镉偏高处理工作方案”的文件中已经做出详尽的安排，并且强调：“密切注意工人动向，防止工人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中央电视台《当代工人》栏目图片支持)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工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缺工的消息使葛友俐振奋。

作为“全球工人和社区合作计划”的中国项目主任，她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要让工人发出声音，成为积极的主动受益者。她相信，缺工是一个机会，使得资方和政府更容易接受这一理念。

振奋的不止葛友俐。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黄林琰更是对本刊表示，眼下的缺工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表明劳资关系进入新阶段”。

民工荒正在蔓延

一则消息说，中国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的工人缺口可能达到200万之巨。“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的时代过去了？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新闻处处长张祥证实，广东缺工至少始于去年。据他介绍，去年广东省就出现缺工现象，后来在外地招了一批工人。但是因为企业对形势错误估计，给出的月薪比江苏、上海等地低了大约50～150元，以至于今年缺工更加严重。

根据2004年第二季度“广东省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广东省今年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需求58.45万，求职者57.50万。劳动力需求增幅27.49％，与去年同期增长68.66％。目前的总需求量是三年来季度岗位需求的最高值。

而另一端，占到求职总量70.33％的新增失业青年、就业转失业人员、其他失业人员等，反而比上个季度下降了2.48％，相比去年同期的增长比例也只有36.72％。

需求仍在不断上升，但是供给的增长并没有同步。从广东来看，劳资双方的供求关系从过去的供远远大于求形成了目前供略低于求的状况。

事实上，民工荒并不仅限于珠三角，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提供的一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缺工现象》的统计报告指出：在2004年第2季度，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12个城市，有70.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但用人单位的招工名额则达到108.7万人，缺口38.3万人。

“东部地区出现“民工荒”问题，已经有好几年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室副主任刘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更大范围来看，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的资料表明，今年第二季度，全国113个城市中，求职者总数略大于职位数，分别为408万和380万。但与上季度相比，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增长了19%和11.6%，需求人数的增长幅度高于求职人数。

另一个数据显示，最近几年的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即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也在不断提高，从2001年第一季度的0.65，上涨到了今年第二季度的0.93。需求几乎接近供给。

从“民工潮”转为“民工荒”，为何在被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中国，居然出现工人短缺？

民工荒仅是一时之缺？

专家指出，缺工现象首先折射了经济的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7%，而广东、浙江、江苏的GDP的同比增长均达到15%以上，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就业增长，据专家预测，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将在9%到10%之间，缺工现象有可能将持续存在。

而从劳动力市场来看，“这是一个结构的周期性的矛盾，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还不健全，供求关系不匹配导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种供求关系的不匹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不能紧密的对应。（城乡二元制）制度障碍的存在，把劳动力市场的供和求在空间上割裂开了，不仅简单的迁移需要时间，更重要在于信息的传递要花时间。“部分企业感觉到雇不到人了，其实不是没有人了，而是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反映出来。”蔡说。

其次，从去年开始，以出口为驱动力的经济活动的增长对技工、熟练工人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了，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技能还不能适应突然加大的需求。

统计资料也佐证了这一点。12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初、中级技术等级或职称的缺工人数约为33.9万人，占缺工总人数的88.5%。

“农时的到来和国家农业的周期性变化，使得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成本增加，也会造成农民工的短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教授认为。

“我国的农业基本上是四年一个周期，2000至2003年，我国农业一直在下降，可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粮食价格逐渐提高，对于在城里打工的工资较低的那部分年轻人来说，机会成本增加，因此他们有可能选择回乡务农。”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惠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钟建邦却认为，这种短缺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且工人是绝对地缺少。“因为计划生育20年，正好到了供给减少的时候”。

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

面黄憔悴、穿着简朴、羞怯……提起农民工，很多人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情景。

“大吃一惊，我见到的工人和想象中差别太大”，葛友俐说，她现在看到的女工打扮入时、新潮，和城市里人没什么区别。

老一辈的农民工在来到城市之后，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再苦再累的活也会做。很多城市人不干的苦、脏、累、险、毒等工作都被农民工包揽。

如今的农民工不会继续接受这样的命运。首先他们的经济压力没有过去大，葛发现，有的农民工在离家前甚至没有干过农活、没有干过家务！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一些人就业目的由生存的起码要求变成更渴望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对薪资和工作条件要求比他们的前辈更高。

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时候，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劳力，劳方处于弱势。为此，劳动强度大、长年加班、工伤得不到补偿、不帮工人缴纳社保等现象成为常态。如今，随着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他们懂得用争取或者离开的方式抗议了。

这一趋势，可以从虽然工人的基本工资和环境在不断改善，但是劳资纠纷却仍然有增无减可见端倪。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争议仲裁办公室主任律师朱德良对本刊介绍，近几年，劳资纠纷变得更复杂和尖锐起来。劳资纠纷从过去的个人转为集体化和规模化。“主要原因是工人维权意识的加强。”

而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处于劣势或者被压迫无望的人最终会用脚选择离开”，葛友俐说道：“这也是弱者最后的办法。”

而无论是投诉还是求告，工人们的底气都在于，劳工供需关系的重大变化，使工人可能成为“紧俏货”，敢于向资方要价了。

资方和政府均需反省

“缺工是一个信号，提醒资方要反省了。”黄林琰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常凯教授也指出，“前几年我也在提，忽视工人的话最终要付出成本，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快。”

和谐的劳资关系也是生产力。这个道理过去一直被企业主忽视，以为廉价的劳力是源源不断的，即使损害一部分的利益还有“后来者”。但工人正以自己的行动给这样的老板以“报复”

朱德良发现，凡是经常出现劳资纠纷案件的企业，早晚都会出问题。“所以说，在市场的调节下，靠短时订单、条件恶劣的工厂被舍弃，好的企业受到工人欢迎。稳定的劳资关系才有利于企业发展。”

其实，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工人有时的反抗会带给企业巨大的损失。葛友俐以广东某鞋厂举例说，这个鞋厂给国外知名品牌供货，由于不能及时解决和员工之间的矛盾，导致一个女工的“报复”。这个女工在制鞋时，放了一个图钉在一个鞋底，之后将此事通告了工厂。一个小图钉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已经打包准备运输的全部几十万双鞋被全部打开检查，损失巨大。

“如今缺工有助于迫使资方重新考虑劳资关系，有利于劳资双方缓解紧张气氛。”葛友俐肯定地说。

除了来自工人的声音，资方如今还面临了政府的一些压力。

一些地方政府的立场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由过去只盯着GDP数值转而关心均衡及公正。以广东省各地政府的做法为例，过去各地政府组织到上海、江苏等地招商引资，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吸引资本。但从2003年开始至今，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外省招工，并向农民工承诺了不少优惠条件，比如提供来广东的路费、预支第一个月的工资等等。

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政府由只是青睐于资方，也把眼光投向了原来一直被忽略甚而被歧视的民工了。

官员们认识到，除投资环境外，就业环境，也将是地区的重要竞争力。事实上，从广东的官员纷纷外出招工，即可显示一场地区间的劳动力争夺战，已经悄然开始。

“劳动力总量上不会短缺，但是劳动力过剩程度降低，将会是一个趋势，如果我国没有大的政策变化的话，最终会走向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曹和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了标明之外，本文数据均由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供）

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中国崛起，它拥有2.1亿人，被命名为“新工人阶层”在刚刚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农民工是不是已经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出现和崛起？

报告提供的答案是，种种迹象显示，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我们的社会崛起，它被命名为“新工人阶层”。

报告还注意到，农民工的集体意识在增加，维权意识在增强，他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意识，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也在提高中。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定社会群体。

农民工工会，发出了一个信号

与“民工荒”相伴随而进入人们视线的，是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日渐增长，维权行为水涨船高。

今年上半年在沈阳出现的农民工工会，截至6月末，已有会员4500人，有的农民工还被选为工会委员及工会领导。工会已经为100多名农民工要回了近35万元拖欠的工资款。

不仅沈阳，其余各地，尤其是珠三角等地，农民工会蓬勃发展，已经出现为了争取农民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而同乡会等具有民间原始特征的自发性组织也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

其实，从90年代初开始，在深圳等地，农民工就试图组织工会；2002年，浙江温州，也曾经成立过农民工工会。

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介绍，市场条件下劳资关系的调整主要两种途径：一种途径靠国家颁布劳工标准，通过行政力量来强制实施；第二种是由工人自我组织，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方谈判、交涉，在市场经济国家，集体规制是主要的劳资关系调整的基本方式。

所谓集体规制，就是集体劳动法律调整的规范，它要求劳工通过行使团结权来成立自己的工会，并通过组织的形式和资方进行谈判，在法律范围内，以谈判、协商甚至罢工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政府不作为一方的代表直接介入劳资双方的关系。而是以第三方的身份来平衡协调劳资关系。由于劳资力量的不平衡，扶助劳工、抑制资本，应该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劳工政策的最一般特点。

而在我国的劳资关系中，农民工在自己的权益和社会地位方面是最没有保障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劳资关系处理的法律机制。”常凯认为。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某些政府官员为了GDP增长而过分依赖于雇主而忽视劳工利益，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共同对付工人的不正常现象。而另一方面，工人组织方面相当弱，原来的工会组织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农民在这方面本来就没有组织，基本是一盘散沙。此外劳动力市场上的供过于求也使得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几乎没有话语权。

而从最近这一系列变化，似乎可以看出劳资关系的一些新动： “这表现了一种趋向——劳资关系应该平衡，应该通过一种组织化的力量来解决。”常凯说。

“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不能估计得过于乐观。”常凯强调。农民工工会的成立，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农民工工会数量有限，没有普遍的组织结构、格局，尽管个别地区出现个别的农民工工会，并没有改变我国劳资关系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中国“强资本弱劳工”的状况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民工维权，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

“从最近这一系列变化中，已经可以看出农民工这个新阶层的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指出。

这个阶层表现出与社会其他阶层不同的本阶层的鲜明特点。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但他们跟工人和农民又都不一样。在生活方式上大多两地分居、缺少文化生活。组织行为上以小团体行为为主，有着自己的组织潜规则。在利益诉求方面，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变，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有的机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国民待遇。

“变化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王春光说。80年代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与传统的农民相似，主要是打工以贴补家用。而新生代的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同了，他们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对社会的认识更多更清楚。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解放、思想的活跃、尊重人权、尊重民主权利等概念逐渐普及，全球化运动，与西方国家的信息交流，也是农民工阶层形成的社会大环境。

他们在维权行为中，逐渐意识到一种权益是与另一种权益相结合的，不仅要保护自己被损害的经济权益，而且要保护自己的公民权益,包括组织权、社会保障权、参与权、选举权等。

“如果成为一定阶层，有一定的阶层力量，可以给社会各个阶层和政府施加压力，寻求从制度上、政策上、待遇上的改善，是个很好的发展方向。”王春光说。

从一个群体到一个阶层，王春光认为，这个阶层对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从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转化的中间环节。 “之后，他们还有可能在工人阶层的基础上向更高的阶层流动。”

政府必须正视新阶层的出现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主要靠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不是城市新增劳动力。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主流了。认识到这个事实是相当重要的。实现把农民工现象作为边缘问题的政策倾向转向当他们当作主流现象的政策，这是大势所趋。”蔡说。

相反地，“农民工自发形成这些活动，意味你没有满足他们。他们已经是主流了，但政策还没有把他们容纳进入，因此他们给你一个信号，你不做我就要做，这对社会稳定可能会有影响。”

因此，政府在进行劳动立法、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劳动力市场规制等各种决策时，必须把农民工纳入视野，要对原来的体制进行改革。“我国目前实施的《劳动法》还是1994年制定的，10年间我国的劳动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守着10年前的劳动法，怎么有效调节现在的劳资关系？”王春光说。

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也呼吁国家要尽快给农民工立法，给他们国民待遇，“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整个社会成本降低、社会环境质量变好，国家才能走向发展。”

“在农民工阶层的转变过程中，关键在于政府的政策，在于体制改革如何推进，在于政府在利益关系调整上能下多大决心。”王春光说。